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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特色汉语史诗理论体系

2019-11-08 15:21:56

[研究结果]

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论述荷马史诗以来,世界学术界对这部史诗的讨论已有2000多年,如西方的《荷马问题》、《莪相的史诗问题》、《伦洛特的史诗问题》、《中国的《少数民族史诗问题》、《中国的史诗问题》。其中,“中国史诗问题”是中国学术界一直努力解决的难题。

中国史诗与西方史诗有不同的内涵

西方学者根据《荷马史诗》等材料总结出史诗的概念。它的要素有三个:长而巨大的系统、神话故事和作者。这个概念标准适用于西方史诗,但不适用于中国史诗。19世纪,黑格尔曾在《美学》中断言“中国没有民族史诗”。在20世纪,中国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它们仍然是以西方史诗理论为基础进行讨论和解释的,这还不够准确。

随着考古发现提供的物质资料越来越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开始了一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大工程,得出的结论是中华文明起源于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以多元化和一体化的方式发展。这是中国史诗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背景。

中国史诗形成于五帝时代,五帝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它们发展于夏、商、西周三代,是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他们繁荣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明的转型时期。它们表现出许多不同于西方史诗的内涵特征。首先,中国史诗是在氏族内部独立发展的。例如,俞氏流传邵乐,夏氏流传九歌,商氏流传商歌等,而西方史诗则是在氏族和氏族之间融合发展的。例如,荷马史诗反映了爱琴海周围许多部族的故事。第二,中国史诗与西方史诗的区别仅在于内容上的“英雄史诗”,这是因为中国文明的基本原因,如农业生产和血缘关系管理等。第三,由于中国文明的各种仪式和神圣的工具,中国史诗通过早期的“图画”和“文字”的结合而代代相传。“人物”是一个永恒的史诗主题,“文字”和“书籍”是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

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构建中国史诗理论体系

西方史诗不仅可以在宗教场所上演,也可以在民间集体集会上上演。中国史诗(Chinese epic)仅在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的祠堂社区中演出,是宗教、政治和伦理三位一体,表达了血族共同的集体意识。也正因为如此,原始时代的神话思维和原始形象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中得以保存,并通过在祠堂表演的实践得以发扬光大。然而,进入文明社会后,西方氏族社会的神话思维和原始形象将不复存在。因为祠堂里的表演包含了宗教、政治和伦理的内容,中国史诗也被称为“颂”和“雅诗”。此外,根据甲骨文和青铜器,中国史诗也被称为“朱”、“典”、“辨”、“编年史”、“左辨”和“爨”。总之,中国史诗与西方史诗在内涵、外延、称谓和特征上都有很大不同。

古希腊轴心文明的突出表现之一是代表原始神话思维的史诗被代表理性思维的哲学所取代。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中说,他将把荷马和其他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指出,这是因为“柏拉图正处于希腊文化从文艺高峰向哲学高峰转变的时代”。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农业生产和血缘关系管理长期持续发展。宗教、政治和伦理三位一体的传统具有强大的惯性。神话思维和原始形象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史诗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另一方面,社会开始转型,理性思维越来越流行,宗教、政治、伦理逐渐分离,各种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流派出现哲学繁荣。

从五帝文明的起源到夏、商、西周早期的文明,春秋战国时期,在血族内部独立发展的中国史诗经历了融合与转化,产生了新的中国史诗和颂诗。这些新的中国史诗和颂诗不仅继承了2500多年史诗的原始意象和集体意识,而且发展了理性精神、个体意识和哲学思维。中国新史诗与颂歌的融合体现了中华民族人与自然的统一、家庭与国家的统一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未来2500年中国历史、文化、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总之,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科学借鉴西方史诗理论,总结中国史诗的概念和术语,构建中国特色的史诗理论体系。

(作者:蒋常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考古发现和史诗赋”负责人,山东大学杰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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